现代主义对叶慈诗作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逐渐放弃早期作品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写作，语言风格也越来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题。这种风格上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他的中期创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树林》、《责任》和《绿盔》
1923年叶慈获诺贝尔学奖，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奖。他在两年之后发表了一首短诗《瑞典之丰饶》，以表达感激之情。
1925年，叶慈出版了一呕心沥血的散作品《灵视》，其中他推举柏拉图、布列塔诺以及几位现代哲学家的观点来证实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及历史理论。
叶慈通过庞德结识了很多年轻的现代主义者，这使得他中期的诗作已经远离了早期的《凯尔特曙光》时的风格。
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已经不再局限於艺复兴运动早期他所醉心的化政治领域。在叶慈早期的作品中，他灵魂深处的贵族立场体现无余。他将爱尔兰平民的生活理想化，并且有意忽视这个阶层贫穷孱弱的现实。
然而一场由城市中的下层天主教徒发起的革命运动迫使叶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创作姿态。
叶慈新的政治倾向在《1913年9月》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这首诗抨击由詹姆斯拉尔金领导的着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
在《1916年复活节》中，诗人反覆吟诵：「一切都已改变/彻底改变/一种恐怖的美却已诞生」。叶慈终於意识到复活节起义的领袖们的价值就在於他们卑微的出身和贫困的生活。
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叶慈无可避免的受到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
1922年，叶慈进入爱尔兰参议院。在他的参议员生涯中，叶慈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担任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正是这一机构设计了爱尔兰独立之后的第一批货币。
1925年，他热心地倡导离婚的合法化。1927年。叶慈在他的诗作《在学童中间》里如此描述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於健康问题，叶慈从参议院退休。
叶慈的贵族阶级立场以及他和庞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这位诗人和墨索里尼相当接近。他曾在许多场合表达过对这位法西斯独裁者的仰慕。
他甚至写过一些歌颂法西斯主义的赞歌，尽管这些作品从未发表过。然而当巴勃罗聂鲁达於1937年邀请他到马德里时，叶慈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对法西斯主义。
叶慈的政治倾向非常暧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却也有意疏远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然而纵观叶慈的一生，他从未真正接受或赞同过民主政治。同时，他深受所谓「优生运动」的影响。
进入晚年后。叶慈逐渐不再如中年时一样直接触及和政治相关的题材，而是开始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风格写作。